羞耻
在递归反馈的循环中，AA通过情感这一主要渠道来影响个体对价值差异的体验。利用艺术的力量，AA将复杂的影响因素与创造力结合，从而重新激活由特定刺激触发的记忆。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特定刺激引发的感受不仅在我们的情感结构中得到巩固，而且可能在长时间之后被类似的刺激重新激活。这种重新激活的过程既是自动的、无意识的，也可能导致感受的放大，以及新的、更复杂的情绪模式的生成。举例来说，在艺术的影响下，我们熟悉的基本情绪，如喜悦、愤怒、悲伤和快乐，可能被更加复杂的情绪所替代，例如尴尬、内疚、羞愧和骄傲。这些复杂的情绪通常源自道德考量，从而使个体对AA引导下的价值体验中的差异有更敏感的反应。 在上文提到的情感中，羞耻（shame）尤其值得关注，它是本章策略探讨的核心。羞耻是一种与负面自我认知紧密交织的情感，它能够递归地影响其他情感。例如，个体可能试图通过骄傲或愤怒来掩饰或减轻羞耻感，从而构成一种复杂的情感动态。在这个过程中，羞耻成为AA进行情感介入的主要切入点。在艺术表达中，羞耻感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单纯的负面情感，而是具有一种更加修复性的功能。通过在艺术作品中明确地表达和承认羞耻，我们不仅能从中发现羞耻感作为人类存在和人际联系基石的重要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因羞耻而引发的负面情绪，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愈合。
如果羞耻不被显露出来，似乎就如同不存在一般。羞耻感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还会与其他情感相结合，或在其他情感的掩饰下潜伏。这种特质意味着AA在分析羞耻感的涌现机制时，需要格外细致和小心。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羞耻感的产生往往与对“不完美”的恐惧密切相关。当人们面临潜在的或想象中的“不完美”，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无助和无能为力时，羞耻感便悄然萌生。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可能会经历自我价值和自尊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羞耻感产生的重要心理基础。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未能达到内在的标准或外在的期望时，内心深处的不安和自我质疑便开始滋长。这种情感体验不仅仅是对当前状况的一种反应，它还深深植根于个体的过往经历和对未来的预期之中。在AA的情感干预中，理解和应对羞耻感的这些复杂层面至关重要。通过对羞耻感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表现方式的分析，AA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个体或集群识别和处理这种情感，进而促进情感的正向发展。
羞耻感的核心体验在于感受到自己“不值得被爱”，这种感觉源于个体对自我价值和他人评价的深切关注。羞耻感的产生，往往建立在个体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依赖关系之上。这种依赖关系构成了羞耻体验的基础。当这种依赖关系被意外打断，特别是在兴奋或愉悦的状态突然中止时，个体可能会经历一种由于无法持续这种依赖关系而产生的深刻挫败感，从而引发羞耻感。羞耻感通常在幼儿期发展形成，这是因为在孩子形成自我意识之前，他们通常不会体验到羞耻。羞耻的出现往往与一些未能圆满完成的事件相关联。比如，孩子与照顾者之间的依赖关系突然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会开始反思这种断裂的原因，并本能地寻找自身的缺陷，关注照顾者的看法。这种对他人意见的关心，尤其是在想象中对方对自己的否定评价，会触发孩子对自身“不完美”的意识，进而引发羞耻感。羞耻感的出现标志着个体从一种原本积极的状态转变为消极的状态，这种转变需要一个强烈的依恋或兴趣作为其必要前提。对于与集体有关的羞耻感，AA在介入时，可以通过分析集体中的群体认知，来探索和识别群体中羞耻感出现的潜在条件。通过理解这种涌现机制，AA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羞耻感如何在个人和群体层面上形成，从而提供更有效的心理干预和情感支持。这种干预不仅关注羞耻感本身，还包括深入理解个体和群体如何在羞耻感的影响下与自我和他人进行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羞耻感作为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其本质上是一种痛苦和不适的情感状态。正由于其带来的心理痛苦，人们往往本能地试图否认或逃避这种感觉。这种逃避行为，如果未能得到适当的处理和修复，可能会导致羞耻感的负面能量积累，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恶性循环。在这种循环中，羞耻感的体验可能被反复唤起但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导致其负面影响的加剧。在集体层面上，羞耻感与集体叙事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递归反馈机制。这种机制会对个体和群体在羞耻的评估和体验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羞耻体验本质上需要自我参照活动，如果AA的介入措施未能有效缓解羞耻感，这种情感可能会在递归循环中以螺旋的形式被隐藏或加剧。对个体而言，羞耻感在生理层面上可以类比于副交感神经系统下的一种“刹车”机制，它在兴奋唤醒状态下起到了一种平衡作用。羞耻感可以充斥整个身体，将兴奋带来的喜悦转化为更为清醒的自我意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身体的感知能力被完全关闭。在集群层面上，任何对集体自我意识构成威胁的因素都可能触发羞耻感。这种羞耻情感将个体或集体所经历的这种状态标记为与增进福祉相反的体验，并激发出一种排斥或拒绝的反应。因此，AA在处理集群的羞耻感时，需要认识到羞耻感的这种复杂性，并采取合适的策略来缓解其负面影响。
媒介与羞耻感
羞耻感的存在对于媒介具有双重意义。这种感情体验虽然属于负面情绪范畴，但它揭示了个体或集体内在的不完美状态，同时暗示了存在着改善和发展的可能性。羞耻感的产生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基础之上，它并不排斥其他积极情感的存在。事实上，羞耻感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到快乐可能性和与外部世界连接带来福祉增长的一种途径。尽管羞耻感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然而，作为一种自然而普遍的情感体验，羞耻本身并非病态，不可能被“治愈”。
在AA的框架内，探索和呈现集体的羞耻感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集体意识可以学会容忍和调节羞耻感，从而有助于修复由于羞耻感引发的断裂的社会纽带，并尝试重新建立联系。AA可以让集体意识到羞耻感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源自内部的反思，虽然它有时会被压抑或埋藏在深处。这种压抑或埋葬通常源于集群对自体的某个部分的负面评价，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腐败的”或“有缺陷的”。这种评价往往是通过真实或想象中外部的视角进行的。向外界暴露弱点并产生羞耻感是一种极其痛苦的体验，通常会促使集群试图隐藏或抑制这种感觉。这种埋葬羞耻的行为是一种情感驱动的、集体的本能反应。集体意识往往为了避免经历羞耻带来的对福祉的负面影响而压抑这种情感。若羞耻感未能得到明确的表达或处理，它就会在集体的无意识中被有效地隐藏。然而，即使羞耻感被混淆或隐藏，它仍然会通过复合体在集体中强有力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和意识模式。羞耻感的埋葬不仅确认了集群自我价值感的减弱，还会导致集群逃避相关的互动或者以愤怒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因此，对于AA来说，理解和处理羞耻感的这些层面，不仅是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照，也是维护和促进集体和谐与进步的重要途径。
在集体意识中，羞耻感往往会加强内部意识。这种集体意识通过明确区分“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并对“我们”与“他们”进行认知上或潜意识上的比较，试图减轻造成羞耻相关的负面情绪体验。例如，在羞耻的反馈机制中，注意力可能会从外部环境转移到内部状态，从具体情境转移到自我评价上。这种从外向内的关注转变，实际上是羞耻感系统及其伴随的认知和行为模式自我组织的结果。这种转变可以帮助减轻由羞耻感带来的恐惧，因为它允许个体或集体重新评估自我，从而找到应对羞耻感的策略。由于羞耻感的体验通常是不愉快的，它在集体层面上会引发恐惧和逃避行为。集体可能会因为害怕羞耻的经历而尝试回避某些外部互动或决策。这种回避行为可能在短期内减轻羞耻感的不适，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和矛盾。
羞耻感会影响着集体对外部世界的共情能力。它导致集体在与外界互动时产生一种自我抑制，这种自我抑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集体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然而，这种抑制反映出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它不仅显示了羞耻感的存在，而且暗示了集体对于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潜在兴趣和需求。这种需求可以表现为与其他身体、不同的叙事框架、甚至更广泛的集群产生联系的渴望。简单来说，隐藏的羞耻感暗示了集体对于超越自身界限的深层次渴望。这种渴望涉及寻求与他者建立更深层次、更广泛的连接。当AA介入并“触碰”这些羞耻的疤痕时，它有机会让这种羞耻感被“曝光”，进而发挥出一种调节作用。这种曝光并非单纯地暴露羞耻经历，而是一种对羞耻感的深入理解和处理，使其成为寻找和建立健康依赖关系的动力。
羞耻感往往源于个体或集体未能达到既定的内部或外部期望与标准。这种感觉在心理上造成了一种深刻的不足感。在集体叙事中，面对和克服“不完美”成为减少集体羞耻感的关键。如何发现“不完美”中的“美”。这里，审“美”满足则通常来源于成功预测和理解某些“不完美”结构的存在必要性。当集体能够公开讨论并理解和接受其不完美之处时，不仅减轻了羞耻感的负担，而且有助于集体对自身的审美理解达到新的深度。这种过程可以视为一种情感旅程，其中AA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通过对集体叙事的不完美之处的解析和解释，帮助集体面对并克服其内在的羞耻感。当一个集体能够直面其复杂性带来的不完美时，它也在学习如何驾驭和理解自身的羞耻感。这不仅是对现有情感景观的接受，而且是将羞耻感转化为构建集体情感景观的动力。这种转化过程有助于集体自我理解的深化，也为集体的情感发展和社会互动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通过这样的过程，羞耻感不再是负担或障碍，而是成为了集体自我成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这种对羞耻感的深刻理解和积极转化，是集体自我意识提升的重要体现。
体制中的羞耻感
羞耻感在体制内的作用和影响是多层次且复杂的。即使体制的理性叙事强势到足以定义外部的道德体系，羞耻感并不必然完全受制于体制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事实上，体制内外的比较优势反而使得羞耻感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共存关系。体制之内的稳定和计划性意味着其内部成员在享受良好机构功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牺牲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度，而这种自由度的丧失恰恰意味着对于原始欲望的压制。在这种体制下，个体不断面临着来自体制的压力，成为体制化程序的一部分。成为体制的一员，就意味着要忍受这种程序化的生活方式。同时，体制中的程序会对那些无法满足其需求的个体施加自我意识的打压——增加羞耻感——这种自我反思的惩罚机制在羞耻体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制中的耻辱感呈现出一种过载溢出的现象，类似于程序的超负荷最终将压力转嫁到体制内的个体身上。这种耻辱感的衍生可能会在体制中引发三种反应：逃避、愤怒和沉默。
在强调个人行为原则的背景下，人们习惯地认为身体应吸收并内化外部规范和期望，然后再反映出来。体制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其中羞耻感的塑造便是一个显著的方面。羞耻感与等级和权力关系密切相关，起到一种向更强大的力量屈服的保护功能；类似于动物在面对更强大的捕食者时的顺从行为。由于体制对道德体系的控制，个体一旦想到违反某些道德规范和期望，便会感到羞耻。从文化、神学和社会角度来看，羞耻感被铭刻在身体上，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一旦留下，便深深地影响个体。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的暴力。
理性的暴力在社会结构中起着深刻而隐蔽的作用，其影响力远超过身体暴力或权力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强大，关键在于它不仅涉及统治者的制定与执行，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被统治者的广泛参与和内化。理性的暴力通常表现得非常微妙和难以察觉，它经常是无形的，但却能有效地支持和促进内化羞耻感。
在体制中，理性暴力的表现往往与上层群体对社会规范的设定密切相关。这些规范定义了社会所不接受和令人厌恶的行为，进而决定了什么被视为羞耻。羞耻感成为体制内部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桥梁，它不仅是个体心理层面的体现，也是体制规范的具体反映。当体制内的精英机构制定某种学说，并将其提升为社会规范时，未能达到这些规范的人往往会遭受污名化，被贴上不符合规范的标签，从而满载羞耻。这种羞耻感不仅是个体的情感体验，更是体制对该行为的一种控制手段，成为规范化行为的“脚本”。这种脚本指的是一系列用于解释、评估、预测和管理社会场景的原则，其中场景是生活体验的基本单位。无论这些脚本是否围绕每个特定场景，都会受到情感的强化。在这个框架下，任何增强羞耻感的经历都会在场景中被迭代并放大，无论是通过相同的迭代还是有差异的迭代。
羞耻感促使体制中的个体试图修复自我形象，有时这种努力甚至在抑郁状态中表现出来，如逃避、愤怒和沉默，成为个体对抗体制中理性暴力的一种途径。
逃避：当理性暴力成为塑造身心的主要能量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损失：自主性、自我性和个性的丧失。当人们做出超出规范的行为时，无论是什么，他们都可能会感到内疚。体制中和体制外的个体在这两种脚本中的区别在于：体制内的个体会由于要长时间、反复、持续地面对相似的内疚，他们会产生羞耻感。羞耻与自我相关，内疚则由行为产生。对自我的感知代表了这两种经历的关键区别：在内疚中，自我保持统一；而在羞耻感中，自我的某些部分（或整个自我）被放弃或被认为是“坏的”和低等的。例如，如果一个人做出规范以外的行为而冒犯了遵循这类规范的人，如果这个人的自我意识完好无损，他只会为这种行为向其他人道歉。道歉可以消除内疚感。但在体制内，由于程序的严谨性导致个体可能会长时间、持续地做出超出规范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容易感到羞耻。拥有耻辱感的个体可能会选择不道歉，并可能避开受影响的人或终止与他的关系，以避免更多的羞耻情况。 “如果我消失了，那么没有人会看到我，我的耻辱也会消失。”
愤怒：持续的内疚感未能得到解决时，可能会转化为羞耻。而持续的羞耻感可能会导致愤怒。为了保护自己，个体可能选择用愤怒来掩盖羞耻，以防止羞耻感或抑郁症似的悲伤使个人完全脱离所属的环境。这种愤怒通常以暴力的形式表达，是一种恢复自我价值的激进尝试。这种愤怒与羞耻的记忆有关，并在重复的羞耻反应中以螺旋形式放大。螺旋形式中羞耻的反应层层复合；它们的层次如此之多，以致于原始的耻辱变得黯然失色、被隐藏、被埋葬和被否认。所以人们无法察觉愤怒的原因。这样，愤怒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每一次反应都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羞耻，而羞耻的经历会又会导致额外的愤怒。
沉默：沉默在许多情况下是对羞耻感的一种否认和强化，它推动了个体对自我的埋藏。这种无法表达的羞耻感深入渗透进身体，让沉默成为了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武器。在统治和控制的体系中，沉默对于羞耻的态度会导致个体的分裂，促使他们隐藏自身的羞耻，同时无法避免羞耻感带来的有害影响。这种现象与个体在童年时期经历的羞耻有着相似之处。例如，在幼儿教育中，对错误行为的否定可能会激发恐惧感，从而引发羞耻感，特别是当这种否定直接关联到孩子的自我认知，或者当否定出乎孩子的意料时。在体制内部，任何让个体感到恐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或对自我造成伤害的感知都可能引起类似的羞耻感。当个体感到无力反抗这种恐惧或否定时，沉默往往成为他们的选择。
总的来看，这些情况揭示了体制是如何通过操纵恐惧和焦虑模式来构建个体对自身价值的低估体验，进而引发羞耻感。体制内部的刺激塑造了集体意识对事物的感知标准。在这个过程中，理性的暴力阻碍了个体对于体制和自身行为的深层理解，加剧了羞耻感的体验和心理影响。
依赖与信任
尽管羞耻感的有害形式，如自我价值的低评价、发展障碍、成瘾行为、性格障碍和心身疾病等，确实需要通过正式的心理治疗来处理，但羞耻感本身作为一种自然而基本的情感反应——即被淘汰的感觉——实际上是无法被“治愈”的。与利用羞耻感作为控制和制约手段的体制不同，AA的任务是将隐藏在集体中的羞耻感挖掘出来，以便于集体能够对自我价值进行正确评估。比如，羞耻在生物学上发挥的独特作用包括在指出（潜在）依恋需求，同时界定自我和修复断裂的依恋纽带。羞耻感的出现，尽管常常伴随着心理伤害和不适，但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促使我们向内探索并寻求更深层次的依恋关系。羞耻感在情感体验中意味着兴趣、兴奋，甚至喜悦的情感突然消失，本能依赖关系的中断。因此，克服羞耻感和实现自我修复的过程要求将自我置于一种完全暴露的状态，以寻找到某种新的依赖关系，进而补全那些未完成或被中断的情感体验。
羞耻在自我中的原始表现将引导自我走向它最深层的依恋。被压抑的兴趣、兴奋，甚至喜悦，这些羞耻感的情感体验的基础，同样可以驱使个体或集体转向他人或外部。因为只有通过面对这种羞耻并与他人重新建立联系，才能实现真正的修复自我。羞耻感，虽然痛苦，却也是自我发展和成长的重要契机。在这个过程中，AA需要引导集体认识到羞耻感的内在价值，将其转化为自我提升和集体和谐的动力。通过这种方式，羞耻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负面情感。
羞耻感包含着依恋情境中的矛盾心理。它在切断与他人联系的兴趣方面表现出一种公正性，同时却也激发了对那些未完成或残留联系的一种深切渴望。与他人的联系，特别是在依赖关系中，对情感调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二人关系的理想模型中，一方的情绪状态可以引导另一方进行自我调节，这种互动不仅促进了个体之间的情感交流，还加强了彼此间的依恋和连接，克服羞耻所带来的隔离感。可见，羞耻感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安全和可靠的环境。在一个足够信任感的依赖关系中，个体或群体可以更容易地表达和处理自己的羞耻感，从而找到适当的方式来转化这种情感。
重塑或创造“依赖”关系有助于个体直视某些被掩盖的羞耻感。羞耻常常导致个体在真实或想象中的他人面前感到无力。这种情感体验在外人看来，似乎透露出一种脆弱性，使得个体不由自主地转身、隐藏或逃避视线。因此，羞耻有时在宗教中被称作“灵魂的疾病”。对待这种“疾病”，只有有效的“免疫”系统才能保护内部免受外部的侵害。我们可以把安全、文明的可依赖环境视为一种“免疫”系统。因为只有在一个持久的保护系统里，个体才能抵御长期遇到的压力。对集群来说，羞耻感制造集群间的分离和孤立化。因为羞耻感作为一种普遍且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状态，可能导致集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调节羞耻感意味着首先要在集群内建立足够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环境。
在片面追求扩张的过程中，集群往往会将羞耻感深埋于内部。这种羞耻感不仅可以被内化为扭曲的“信仰”和“规范”，也可以通过暴力的形式投射到集群之外。在这样的状态下，新的经历会不断强化对过去羞耻的记忆，进而使集群异化。
羞耻感暴露了集群深爱的某些依赖关系，但同时它也抑制了爱的表达。就像个体一样，当深陷于有毒的羞耻感中，往往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为了应对这种情感困境，AA必须让集群暴露其最脆弱的一面。这样的暴露是照顾和协调集群，构建深厚的、爱的基础。在爱和共情的环境中，AA能够与集群共同回溯那些造成羞耻感的不完美体验。这种亲和的回溯是控制负面情绪的重要手段，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个体和集群能够理解并处理羞耻感所带来的创伤。此外，安全和持久的依赖关系是形成普遍信任感的关键。这种信任感通常在最初的互动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并在经历情绪波动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强化。在这个过程中，AA需要帮助个体和集群识别和理解羞耻感，并且提供了一个安全、可依赖的环境，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处理和转化羞耻感。
安全依赖关系的前提是建立某种共情联系。羞耻感会让个体将自己置于特定体验的中心，而往往忽略了他人的情感体验。这种自我中心的反应是一种逃避行为，源于内心深处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和贬低。这种逃避，或者说转身离开，正是由于羞耻所带来的一种内在束缚。个体因为相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缺陷，从而感觉自己不足以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们常常感到自己不够“好”，不配得到他人的接纳和爱。在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中，理解和响应对方内在的价值需求、从内心深处培养和恢复对方的自我价值感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共情发挥着核心作用。
共情
共情是一种自动发生的、能在无意识层面上识别外部情感的过程。它涉及到一种镜像（mirror）机制的作用，即个体在观察或感知他人的行为和情感时，能够模仿或内化这些行为和情感。共情构成了一种能力，使个体能够参与和响应他人的情感体验，它是一种和谐与他人相互关联的能力。
羞耻感，虽然在本质上是一种指向依恋的情感，但实际上却会抑制依恋，阻碍与他人的共情，甚至阻碍与集体存在的联系。羞耻感的这种矛盾性质，需要通过深入的理解和适当的外部干预来处理。共情的形成过程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跨越自我（内部）与他人（外部）之间界限。在这个过程中，羞耻感会让感觉不可爱的自我反抗干预。这种反抗要么是在错误的来源索求失去的爱，要么就是通过攻击性行为来夺回失去的自我价值。这些方式都是以一种矛盾的行动抑制依恋的形成——阻碍共情。因此，建立共情时，必须考虑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想要获得克服这种失落感的力量。
AA通过投射可以打破由羞耻感所造成的共情障碍。安全的依恋关系中，共情认知通常发生在公开领域，这要求个体与他者之间的相互感知：仅当一个人将他者视为与“我”相似或等同时，他才能对这个“他者”产生共情。进一步来说，当他者意识到“我”的羞耻，并且这种认知能够帮助“我”对自身的羞耻感形成新的理解时，“我”才能更有效地面对这种羞耻。在这个过程中，将他者视为与自己相似或等同至关重要，因为这样个体才能将自己的羞耻感投射出去，并对他者的羞耻感反应产生共情。这种共情发生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感觉领域内，是自我感知他人的过程。这种感知不仅标志着移情联系的开始，也代表着“我”尝试对自我和他人进行双重了解。换句话说，当“我”感知到“他者”并将“自己”移情地投射其中时，就形成了新的形象和理解，揭示更多关于自我的深层信息。
因此，AA需要于促进和加强这种共情投射，帮助个体和集群克服由羞耻感带来的障碍，并通过建立共情关系增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这个过程不仅是情感交流的途径，也是个体或集群的自体探索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共情能力的培养和应用对于克服羞耻感带来的情感障碍、建立健康的集群内部联系至关重要。
AA确保集群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某些共享的情感体验，并建立起能够与外部进行换位思考的认知机制。这种认知机制不仅促进了集群成员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理解和认识，还帮助他们清晰地划分内部与外部的界限。在这个过程中，共情使集群中的每个个体在情感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当集群面临恐惧或处理失落等情感挑战时，这种紧密的情感联系使集体的情绪能够深植于每个相关联的个体之中。AA可以采取有效的策略来促进和维持这种共情联系。这包括鼓励集群成员分享他们的情感体验，培养对外界的换位思考能力，以及明确集群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界限。
共情的确保是触及羞耻“疤痕”的关键先决条件。例如，通过婉转的修辞手法，羞耻的经历可以在更为柔和、更少直接冲击的叙述中得以展示。这种婉转的叙述方式允许羞耻感的经历被重新投影和理解，为之后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更为温和的起点。接下来，AA，作为共情和安全依恋的载体，可以有效修复或重新构建那些因羞耻而受损的集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当叙述中的感受以及激发这些感受的情感“改写”了实际的羞耻经历时，羞耻感本身也会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艺术性创造了一个”偏移“的情感共鸣，使得羞耻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负面体验，而是成为了一个可以被理解、放大和处理的情感体验。这种移情变化是共情的结果。共情允许个体或集体在投射所建构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处理羞耻感。
触摸伤疤
虽然AA旨在引导个体或集体通过共情和安全的依恋关系来处理和转化羞耻感，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touch）羞耻感的深层“伤疤”。正是这种深入内心的触碰，才可能将深埋的羞耻感挖掘出来并加以解决。
首先，触摸会改变感知的模式，有助于解释和理解在特定情境下情感的放大现象。这包括将消极的羞耻感，转变为能够被理解和处理的积极情感形式。这种触摸为转变提供了一个引子，从而能够从新的角度看待和理解被埋藏的羞耻感，将其从一个压迫性的体验转化为一个成长和发展的契机。其次，触摸的过程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验证、肯定和承认。它构成了存在的确认，使得个体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触摸的固有关联性，以及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共情方式，是理解羞耻感和建立纽带及归属感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这种联系和认同，外部很难颠覆在羞耻感中隐藏的、消极的、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感知。触摸意味着存在的多个维度的确认。这种触摸的概念不仅是对羞耻感的理解，更是一种对因羞耻而减弱的自我价值感的纠正。它通过承认和肯定个体的价值和存在，赋予个体尊重和肯定。
AA需要引导人们理解，“伤疤”并非肌肉组织损毁的终结，而是新生的象征。即使在生命的最暗淡无光的时刻，也蕴藏着重新振作的力量。轻柔地触摸伤疤，这一行为本身可以被视作一种治愈的仪式。它不仅是对人生中灰暗时刻的触碰，更是在述说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一种心灵上的觉悟和接纳。每一处伤疤都承载着过去的记忆，它们无声地讲述着生命中某一段时间的消逝，同时也孕育着对未来重生的希望。触摸这些疤痕，我们不仅接触到了肉体的痕迹，更深入到了灵魂的深处。伤疤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标记，更是一种心灵的觉醒，一次关于过去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AA的角色在于帮助集群重新解读他们的“伤疤”，将它们从痛苦的记忆转化为成长和希望的象征。
外部的关怀在我们的日常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我们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时。这种关怀能激励我们采取某种纠正措施。然而，羞耻感往往会阻碍我们识别和理解外部的突发行为对自己的影响。它促使个体转向内心，加剧退缩，并阻碍了将外部关怀视为潜在修复来源的可能性。触摸羞耻的“伤疤”可以将参与者带入当下，培养亲密感和共情关系，为羞耻感带来的隔离和退缩提供了治愈的途径。AA可以将与艺术的接触视为一种外部与内部触碰的形式。艺术中的触摸体验可以带来愉悦感，被视为审美欣赏的一部分。触觉的品质，如质地、温度和压力，有助于增强整体艺术体验。在艺术背景下，触摸既可以是字面上的（如直接触摸雕塑），也可以是隐喻上的（如被艺术作品在情感上触动）。触摸体验中的预期和实现的相互作用不仅增强了个体对叙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自身情感的处理。通过这种方式，AA可以帮助个体和集群克服由羞耻感引起的隔离和退缩，促进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连接。
需要说明的是，触摸是一个复杂且矛盾的行为：它可以传达爱和关怀，具有治愈的潜力，同时也包含着创伤性的一面，可能带来羞辱和痛苦，产生不受欢迎或无益的感官体验。这是因为在亲密的触摸中，整个自我，包括羞耻中的自我，都被深切地触动。触摸的亲密性暗示了依恋，而依恋既可以消除羞耻感，也有可能激发羞耻感。所以触摸能够恢复因羞耻感而被截断的兴趣和联系，却也可能加剧羞耻感的持续性。缺乏共情的不安全触摸不仅无法减轻羞耻感，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无法感受他人的痛苦、无法想象或吸收他人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可能把触碰引向危险，并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暴力行为的产生。而暴力并不会减少羞耻感，反而可能加剧羞耻感和创伤。因此，AA引导的触碰需要通过共情来激发触摸的正面效应，使触摸成为一种积极、治愈性的交流方式；基于理解、尊重和关怀，为羞耻感的释放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渠道。
不是后记的后记
本来只是打算写一个小册子，一不小心没打住，写多了。虽然还有不少想写的东西，但是似乎不太适合把这个项目进一步扩大了。所以就此打住。或许，我还是会写一篇关于现状的体会作为这个项目的终结篇。但是，这个“体会”估计一时半会还无法能被自己详尽地描述出来。那么就以这段话为暂时的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