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矛盾相关的价值体验
媒介介入是一个总括性术语，涵盖各种长期的、以目标为导向的协调、传播、推广等活动。就其最广泛的含义而言，它是履行其使命——增加更广泛范围内的福祉——的组织。媒介介入的特点是弥合本体论和经验领域之间的鸿沟。这个鸿沟——在某个点上具有神秘性并且无法进一步解释——就像大脑中身体和思想相互作用的那些部位，比如，海马体、松果体或者神秘学中的第三只眼（the third eye）；这些“神秘”结构一方面影响我们的想象力和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指导我们通过行动，如艺术创造和语言表达，来与外界事物建立起某种互动关系。但是过于简单地诉诸神秘的结构，就有可能用听起来虔诚的方式——比如玄而又玄的“道”或者间隙之神（God of the gaps）——掩盖认知上的失败或不连贯。 对媒介神秘工作的祛魅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媒介介入与矛盾消除之间的联系。
在矛盾消失的那一刻，媒介是否奇迹般地干预了集群，重新配置了集群内的认知和价值体系？如果是，那这样的变化会不会和集群中个体的精神、生理和认知状态有关？ 如果是有关联的，这些物质和精神状态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或者说，如果在媒介介入中所涉及的变化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单个精神或物质的层面上——矛盾消失时在这些层面上没有发生具体的瞬间改变——那么“超越矛盾”所涉及的变化可以发生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分析，把媒介在调解矛盾中的介入工作与集群的某些基本状态的转变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尝试刻画本体论和经验领域之间神秘的“间隙”——转变与非转变的集群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证伪的、实质性的差异。
在探讨媒介如何消解集群内的矛盾时，我们可以考虑媒介是否以某种方式重塑了集群内的认知和价值体系。这种干预可能与集群中个体的精神、生理和认知状态紧密相关。例如，当一个集群通过媒体接触新的信息或观点时，这些新的信息可能挑战了集群内成员原有的认知框架，从而促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进一步探究，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变化可能发生在集群的某种新的意义共识形成过程中，涉及到集群成员的交流、记忆和创新的同时运作。通过分析媒介在调解矛盾中的角色，我们可以将其介入工作与集群的基本能力转变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开始描绘本体论和经验领域之间的神秘“间隙”——转变与非转变的集群之间的实质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涉及的是我们的欲望和感受能力的持久变化（例如，更强的能力来抵抗罪恶的欲望，并且对实现个人和集体福祉的行动表现出更强烈的渴望）以及我们认知能力的持久变化（例如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采纳更高层次的认知策略）。
要理解集群转变的过程，首先必须认识到，这种转变依赖于关于价值体验的隐形判断。集群中的个体根据这些判断来评估矛盾双方或多方的优劣。这种判断的核心在于不等价性（inequality）：即一些选项在价值体验上必然优于其他选项。换句话说，集群通过分化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差异性的价值体验，并通过这一过程形成了一个具有差异的矩阵。不等价性正是这种差异矩阵在处理矛盾议题时所达成的共识。进一步地，集群的意志通过这种共识来增加其福祉：接受更好的价值体验意味着接受改变，形成新的习惯和信仰。这表明它们的功能在于促进和激发集群福祉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媒介使矛盾消失的主要方法是“让集群沉浸在更高的、更持久的价值体验中”。例如，在矛盾的演化中，媒介通过参与或推动与正面价值体验相关的叙事，可以激发集群中更多个体渴望参与到集体叙事中。这种叙事类似于一种对演化的反馈，给予集群一种向往更高价值体验的动力，促使他们参与并做出符合这种高价值体验的选择，从而提升集群的整体福祉或实现更高层次的存在。
集群中个体的价值体验深刻地依赖于文化、与集体有关的心理和记忆这三个方面。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个体对集体的理解和参与方式。文化提供了一组共享的信仰和习俗，心理因素则影响了个体如何感知和处理与集体相关的信息，而记忆则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建立了一种持久的联系。在这三者背后，情感起着统一和驱动的作用。情感不仅是个人与集群之间的纽带，也是调解精神与物质、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情感以具体和特定的方式工作，帮助个体与群体的相互融合和共同成长。比如，集体事件往往激发出强烈的情感，这些情感通过仪式、宣传和叙述在个体之间传递和加强，进而加深了个体对集体身份和文化的认同。这种情感的“叙事纽带”为集群提供了一种共同的生命力，将个体的身份与集体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通过情感的共享和交流，集群得以在多个层面上融合和强化，形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相互支持的共同体。情感是个体在集群环境中的表达，帮助个体应对周边环境带来的挑战。某些情绪具有联系功能。例如，幸福、爱、感激、钦佩等。它们有助于与其他个人或群体建立或维持和谐的关系。 而另一些情绪，如内疚、羞耻和遗憾等，则起到疏远的功能。 这些情绪会将自我与他人区分开，而新的距离感也有助于个体以其他视角观察所面对的群体。集群中较为负面的情绪，比如愤怒、蔑视、厌恶和社交恐惧等，依旧可以成为修复破裂关系的动力，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因为这种负面的情绪感可以促使其他个体反思自己的行为，采取补救措施，从而加强群体内的和谐和信任。从这些角度来看，在媒介介入工作中，与情感和情感模式相关的方面可以非常直接或明显地改变集群的整体环境。
矛盾的情感与想象
矛盾的价值体验常常导致情感体验变得更加复杂。情感作为对特定对象、事件或事态（states of affairs）的反应，需要有具体的针对性。这些针对的对象可以是主体当前或过去直接感知的事物，也可以是主体渴望或无法感知的对象、事件或事态。在这个过程中，情感的产生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依赖于其他心理状态，如期望或记忆，这些状态与情感所针对的对象密切相关。
情感体验中存在的不可简化的元素——即对矛盾事件的调和想象——是通过整合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望来实现的。 与简单的感知不同，情感往往基于更复杂的心理状态，而这些心理状态也与情绪所针对的对象有关。矛盾的结构意味着作为认知对象，矛盾的两或多面性总是能让情感体验中存在一种不可简化的元素——“调和对立事件的想象”。比如对我们只有通过记忆才能获得的事物，我们现在会感到悲伤；对于未来才能获得的事物，我们现在会抱有希望；但是当一个事物同时具备着这两种矛盾属性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体验它。
想象力在价值体验中扮演着关键的隐含功能，即我们对想象结果的接受和解释。这种想象不仅涉及到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预测，还包括我们对这些想象结果的情感响应。无论我们是否认为这些想象结果是令人信服的，我们都会受到由它们所引发的新的情感和气氛的影响。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想象自己成功完成一个重要的项目，这种想象可能会带来自信和满足感。即使这个成功尚未实现，单是想象的过程也足以改变个体的情感状态和预期，从而影响他们的动力和行为。当想象导致“预期”发生变化时，这实际上意味着“认知基础”的改变。例如，一个体育队伍在比赛前通过想象赢得比赛的场景，可能增强队员们的团队精神和战斗意志。这种积极的想象结果引发了实质性的情感反应，如信心增强和紧张感减少。如果预期的改变确实发生，它必然会产生具体的、可信的情感后果。比如，在之后的比赛中，同一只队伍可能会更加信任他们想象中的积极结果，从而能轻松的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同时增强队伍的稳定性和自信心。所以，对矛盾来说，想象中价值体验的升华可以被描述为对于某些对象、事件或事态关系的富有想象力的正向转变。
想象常常会依赖记忆的元素，这也意味着记忆可能会影响个体对某一议题的认识和情感反应。这种变化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也不是单纯地依靠某种外部的指令或启示。相反，它是通过个体在时间中经历的具体事件和与这些事件相关的情感体验而逐渐发展的。个体的情感和信仰的改变与他们在这些事件中的角色和经历紧密相连。这种时间上的次序也常常转化为价值体验的不等价性。不同时间点上的体验，由于它们在个体生活叙事中的位置不同，往往被赋予不同的价值。例如，在个人成长的早期阶段体验的事件可能对其价值观和认知产生决定性影响，而随后的经历可能在这些早期形成的框架内被反复的解读和评价。在媒介介入的过程中，通过分析个体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体验及其对价值观和情感的影响，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体行为和集群叙事的形成过程。这种对时间序列和个体体验的关注不仅有助于理解价值体验的形成和变化，还能揭示个体和集群如何在不同阶段塑造自己的认识和情感。
当介入机制的结果与情感状态的转变相交织时，它们可以带来了一种超越内在矛盾的动力。这种力量源自想象力的激发，它在个体的心理层面和集群的认知层面上变得更为合理和有效，也可以解决先前存在的对立信念或情绪。可以这么说，为了解决集群中个体价值体验相关的矛盾，发生在心理层面上深刻的情感想象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情感想象能够帮助个体理解并接纳不同的观点，而且还因为它能够促进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和共鸣，从而推动集群走向更协调和统一的方向。
情感的预设
在许多情况下，更高阶的价值体验对体验者来说可能不是完全清晰或可解释的，它们的表现可能呈现出某种变化性，而这些变化并不总是能够用通常的方法来解释。 然而，对于媒介来说，这种情感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这种经验是完全无形的、纯粹想象的或者完全神秘而无法描述的。事实上，通过一定程度上对想象方向的预设（preset），可以使想象的情感在一系列建设性的过程中逐渐定型。例如，在艺术作品或媒体内容中，通过构建特定的叙事框架和情境设定，可以引导观众或听众的情感体验，使其沿着某个预设的方向发展，并植入新的想象和愿望，从而增加阶段性体验的反馈。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在集群的理念中植入的新能力和愿望会被具体化，投射在实际上可识别的事物或关系上。这些投射可能以艺术作品、仪式或活动的形式被集群中的某些个体具体体验，引发参与者深层的反思，促使其情感发生变化。
注：关于植入新的想象和愿望的过程，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植入是通过习惯的建立而构建的，它们形成了一种精神风气，旨在促进良性行为。这个过程创造了一种情感氛围，能够悄悄地激发个体潜能，引导他们实现超越自我的目标。然而，关于这种潜能激发如何首先影响我们的身体，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超出了纯粹经验的范畴，而涉及到形而上学的领域：它是价值体验中外部能量注入的响应，是一种超自我意识的体现。
通过理解哪些因素影响个体的情感体验，媒介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在集群中引发价值体验的变化从而消解矛盾。个体的感情以两种基本方式之一移动：吸引或排斥。 当个体预见到吸引他的事物时，他就会体验到欲望； 当他的欲望得到满足时，他会感到快乐。 当个体预被某些食物排斥而退缩时，他会感到恐惧； 当他的恐惧被实现时，他就知道悲伤。个体的四种基本运动是并存于吸引模式中欲望和快乐，以及并存于排斥模式中的恐惧和悲伤。对媒介来说，恐惧和悲伤造成的想象虽然可以让想象者避免某些体验情景，但是它们无法激发持久的想象力；相比之下“喜悦”是最有效的行动源泉。虽然“喜悦”也可以用来引诱犯罪，但将“喜悦”和“爱”同时倾注入个体时，个体体验到的应该是一种本体论和经验领域相结合的超然情绪——这会形成一种激励性的正传递，通过它，个体将被更高、更持久的价值体验所吸引。这也意味着福祉的增加应当出于爱和喜悦，而不是出于恐惧。因为这种体验不是借着律法的字句，而是借着媒介的引导。 这是爱与自由的媒介，而不是恐惧与奴役的法则。
这点在教育领域特别明显。通过引导个体体验知识获取的快乐，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这种快乐的体验不是简单地依靠规则或惩罚来引导，而是通过爱和自由的方式促进学习。这种爱和自由的媒介，与恐惧和奴役的法则截然不同，它引导个体朝向正面的价值体验，从而增进个体和集群的福祉。它鼓励个体通过爱和喜悦的体验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和价值。如果媒介能引导这种体验，那么它将能提供了一个更为自由和积极的选择空间，使得个体能够在内心深处实现真正的成长和发展。
情感的预设是通过一系列事先预设的心理状态而产生的。媒介塑造想象的价值体验导致“情感的预设”产生、强化。这里，媒介的介入可以防止由记忆主导的情感路径：记忆往往限制了想象的空间，更倾向于把演化路径捆绑在熟悉的事物和关系之中，延续某一段时间内记忆中的心理序列。这种由记忆主导的情感往往会回到某种停滞的状态。让个体意识到对滞留于矛盾状态而感到的不愉快正是情感预设的一部分。同样的，在这种情感预设的背景下，停滞的矛盾会让集体呈现衰弱和受折磨的状态，而超越矛盾则会被体验为解放和喜悦。
情感的预设并不是新感情或欲望奇迹般的植入，而是以一种压缩的方式遵循某种情感发展的轨迹。它是基于一系列预先设定的心理序列而产生的。这里的心理序列，指的是在一段时间序列内，情感和行为反应沿着某种模式而发展。例如，在法律的背景下，习惯性犯错的人可能会形成对犯错的恐惧，随后这种恐惧转化为渴望得到拯救或宽恕的情感。法律制度通过设定对犯错的后果，激发了一种从罪行到赎罪的情感转变。在这种情境中，个体的情感预设变化从恐惧到渴望改变，最终期待对错误的宽恕。这种情感的转变是由法律框架内的心理序列所预设的。
相似的，矛盾的双方可能在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媒介预设的各种活动（如交流、合作、甚至竞争等）揭示了超越现状的可能性，从而产生对更好未来的渴望。这里的重点是：使矛盾的状态被集体体验为压抑和困扰，而其超越则被体验为一种解放和欢乐。在这种情感的预设背景下，当矛盾的双方陷入胶着状态，媒介可以通过批判性地揭露周而复始的错误，褒奖成功的改变，从而影响集群成员的情绪，引导集群走出矛盾。媒介预设出了一种想象的正价值体验，从而导致喜悦情感的产生和强化。这些情感预设为集群中滞留于矛盾的个体提供了改变的契机。
如何在心理序列中嵌入“喜悦”和“爱”是媒介成功建立情感预设的关键。对于个体来说，除非呈现出令人愉悦和吸引的事物或关系，否则“喜悦”和“爱”的想象决不可能被启动。然而，不得不承认，把“喜悦”和“爱”视为对某种奇迹般的能力依旧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因为导致喜悦、沮丧或恐惧的原因通常很难被解释或理解。
人类是一个广阔的深渊，并且内心的情感几乎深不可测地复杂，不能指望媒介可以完全理解个人的感受。但是通常来说，涉及情感动力的外部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与物质有关，第二个与精神实践有关。在这里，AA需要考虑的是第二点，也就是如何在“精神实践”中预设集群情感的发展路径。习惯化机制在这个路径设定里应该处在重要位置。“习惯化”意味着在序列中，事件之间应保持着一种较为固定的关系。如果某种想法、行为理想或社区生活规范具有吸引力、充满活力和解放性，那么它应该可以直接成为媒介进行情感预设的工具。因为人们有足够的愿望在其状态下进行实践——这并不意味着实践者不会遇到挫折或挑战，这仅仅意味着困难最终不会强大到足以抵消从事实践的更强烈的愿望。另一方面，如果某个特定的做法或习惯性行为未能变得足够有吸引力，以至于人们长时间的坚持下去，那么无论这个原则多么明智或美好，对于实践者来说，它仍然无法激发有效的想象价值体验。 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是潜在的一种情感预设工具，但只有通过体制的力量，诸如规定或法律，来间接实现。
矛盾的表征
媒介在处理矛盾叙事时，如果能够包含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点的事件，并能将看似完全不相容的符迹编织成一个综合的整体，那么矛盾就有可能被这种整体叙事所吸收。在这种情况下，消除矛盾的一种可能方法是通过各种想象预言的竞争。这些预言之争的目的是促使之前形成的各种预设关系发生转变，并被新的关系所取代。新的关系被视为具有最高符迹权利，即预言力量的关系，这种预言的力量也可以体现为由预设情感所驱动的价值体验的结果上。
情感的预设依赖于集群面向未来的叙事和符迹的表征，所以它必然也具备某种预言的力量。在多个预言互相竞争的过程中，新的集群关系和理解也会逐渐形成。这种关系不仅基于逻辑和理性的分析，而且深受预设情感的驱动。
预言性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讲述的方式，而且是一种通过语言和象征来构建、想象和理解现实和未来的手段。基于相互矛盾观点的预言必然也会呈现相互矛盾的预言图景，所以预言性叙事必然涉及矛盾观点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媒介可以试图在这种互动中理解矛盾双方或多方彼此设想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可以参与塑造观念、影响对话和构建共同理解；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能导致误解或歧义。媒介在叙事构建中扮演的角色还能让它在意义分析的抽象层面上构建统一的叙事体系。在以矛盾演化为核心的叙事中，媒介可以将矛盾概念化为一种叙事冲突，让这种冲突不仅存在于事件和信息的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意义生成的层面上。通过在信息冲突和沟通的框架中进行讨论，叙事旨在探究、解释和解决这些矛盾，发掘和建设共识。
如果说不平等的价值体验是矛盾多样性的基础，那么想象的价值体验怎则是矛盾多样性在预言性叙事中的表征。预言性叙事涉及的每个意指过程都是对矛盾和预言权力之间关系根源的探讨。预言中的故事世界是所叙述的情况和事件的心理模型：谁做了什么，向谁、与谁、何时、何地、为什么以及以什么方式，这些都涉及到想象的价值体验，体验者根据这些故事来评估预言的可验证性。在预言的世界里，叙事塑造想象事物和关系的发展及其意义。矛盾在叙事中的表述使体验者能够对叙事中明确提到或暗示的情况、人物和事件进行推断。预言性策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事如何准确地预测观众的参考世界、价值体验的倾向，也取决于媒介的构建方式。一个有效的预言性叙事会满足观众某些情绪预期和价值取向，同时通过媒介的表现形式来增强叙事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解决，或者说缓和价值体验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减少预言世界与价值体验者期待的想象世界之间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