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作为社会的一种重要结构，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普遍存在的特性。不仅如此，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国家和领域中都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当我们谈及制度，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广为人知、被大众所熟悉的、有固定框架的组织和体制。这种大众对制度的传统认识，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使得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这些可见、可理解的体制内。但与此同时，被大众忽视的是那些在体制外的、多样化且急速增长的实践活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传统身份观念的挑战和压制。

我们的认知体系提供了一种框架，使人们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集群（set）。这种集群是一群受压迫的对象（a collection of depressed objects）自发的集合起来为了有效地对抗制度主义和传统道德力量对个体身份的压抑。探索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对于那些渴望并愿意居住在非制度化环境中的人们来说，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此外，创建一个新的、与集群模式配套的集体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新的集体意识不仅是反制度主义思维的一部分，同时也为制度主义思维提供了制衡。为了促进这一过程，我们需要采纳新的思维模式，探索个体与集体之间如何协调互增福祉，并在这一过程中为个体与集体塑造新的符号及其价值。

痛苦

身份是个体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我们界定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期望成为的人以及我们所属的社会群体。这一框架基于我们的经验、教育、文化和社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方式。但是，当人们遭受身份迷茫时，他们就会面临诸多特殊的挑战。身份迷茫的人往往难以确定自己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因为他们很难准确评估自我的洞察价值。同时，他们也可能感到自己在社会中没有明确的角色，因为现有的体制无法提供相应的角色或期望给这些迷茫者。更进一步，由于他们受约束的力量复杂且多样，导致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体验和道德准则产生怀疑，使他们难以确定自己真正所属的社会群体。

这种迷茫往往导致人在寻找自我价值和身份确认时感到极大的困惑和痛苦。即使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并努力去发掘和理解它，但他们仍然面临三大威胁：首先，这种独特的身份在主流社会和体制中可能会受到压制和忽视；其次，他们可能会受到来自社会的道德批判和排斥，这种批判和排斥往往是无情且有时是极端的；最后，他们也难以确定如何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因为他们较难获得如何与他人分享和交流自己独特身份的指导或经验。

痛苦是人类生理和心理的一种反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脑中的特定受体触发的。它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个人的福祉，也经常是对可能构成威胁的事物的反应。痛苦虽然令人难以忍受，但在生物进化的背景下，它也可以是一种保护机制——增强个体的生存机会——因为痛苦会刺激我们避开伤害和危险。

一个与身份直接相关的痛苦体验是当个体的所珍视的身份受到压抑或否定时产生的紧张和不适。正如身体疼痛通常是对身体伤害的响应一样，身份的痛苦或紧张是对身份威胁的反应。维护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紧张，从而增加了个人的福祉。

比如，孤独是一种常见的痛苦体验，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交的生物。当一个人孤独一人、与社会隔绝时，他是最脆弱的。 没有人能够完全自给自足，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依赖他人的帮助、照顾和保护。人们需要归属感、联系和爱来实现最佳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那些身份迷茫的人来说，他们对自己的独特身份的接受和认同就像是对自己的一种爱。当这种身份受到威胁或被否定时，他们可能会感受到与孤独相似的痛苦。因此，保护这种身份，就好像让我们与失散的恋人重聚，这会带来安慰和幸福，减轻他们因身份冲突所带来的痛苦。

在更广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换一种视角来看待这种痛苦的体验。在群体中个体可能无法确切的感受集体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力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体验一种消极或痛苦的刺激，比如孤独，可以促使个体理解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重要性。这种负面的价值体验刺激了我们思考如何避免伤害和增加福祉。

我们对价值的体验会成为我们的记忆中的一部分。每一次的体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被大脑编码为记忆，储存起来。当某些记忆与当前的情境相匹配时，它们会被唤起，进而触发相应的情感体验。如果某一部分记忆导致我们心理的不适或焦虑，这就好刺激我们思考如何避免让这部分记忆内容重现。例如，当动物面临潜在的威胁，它们之前的危险体验会被快速地回忆起来，导致强烈的焦虑或恐惧感。这种痛苦感实际上是动物对环境的快速反应，使其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比如逃离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痛苦的体验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存的适应机制。

对于身份迷茫者来说，价值体验中痛苦衍生的情绪——焦虑，会让他们意识到“身份死亡“——即自我身份的丧失或被忽视——的不可避免。因为他们似乎总是生活在一种不明确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来自对某种隐性、无形的力量的担心，它可能会剥夺他们的自我价值和意义。这种焦虑或恐惧并不会因为他们社会体制的身份得到巩固或肯定而消减。相反，这种焦虑更像是一种深层的、与生俱来的情绪体验，即“在社会体制外的体验最终是痛苦的、微不足道的”。然而，即便面对这种焦虑，迷茫者还是会对他们体制外的身份给予几乎相同的——甚至更多——的重视。

人类的心智构建让我们拥有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思考能力。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让我们能够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但同时也对永恒存在抱有渴望。因此，“身份死亡”这一刺激，使身份迷茫者在多重、压倒性的背景下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脆弱和渺小，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必须为身份的延续找到更为坚实的根基。这种对坚实身份的追求与人类对超越和持久的事物的渴望息息相关。正如一个信仰者可能渴望神灵的指引以走出困境，或者一个重视家族传统的人会渴望血脉的延续一样，身份迷茫者会渴望一个能够永久支撑其身份的支点。这种支点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在当前防范“身份死亡”的威胁，更可以确保他们在未来长时间内，即使面对更巨大的挑战，也能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和认同。这种由“身份死亡”引发的双重焦虑，最终将推动身份迷茫者去寻求某种更大的集群，以获得更广泛的身份认同和支持。

集群

正如我们无法逃避死亡一样，我们也无法逃避丧失特殊意义身份带给我们的焦虑。我们害怕“身份死亡”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害怕永恒的痛苦，甚至更害怕永恒的不存在。

为了对抗这种恐惧与焦虑，身份迷茫者会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一组新的信念和价值适应于所希望的行为。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找到一种方式，通过日常行为、言语和交往，来展示和肯定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而当外部世界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压迫或挑战时，他们会自然地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相似目的或价值经验的人群，以期在其中找到认同和支持。

因此，这种外部刺激会促使身份迷茫者选择与那些他们易于信任并感知到内在相似性的人产生联系，这些联系会逐渐发展出共同的信仰、并由于更多的共同经历而产生相似的价值观。这种集体性联系进一步发展将会形成一个更大的集群，用来替代或抵抗部分现实体制——即理性的体制中对他们产生压抑和限制的功能部分。这样，集群就提供了类似虚拟现实的功能，让迷茫者可以避免被那些给他们带来身份焦虑的因素所困扰，同时，这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提升了个人的福祉。

对于集群在公理化的认知体系中出现的情景，我们可以做如下的设想。首先，设想是某种目标促使个体能意识到产生联系的重要性。其次，我们可以假设将“无限联系”和“永恒”视作两种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那么基于这两个设想，公理1的“普遍联系”就暗示了人们，趋向永恒的方式就是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在这种暗示下，为让迷失的身份在“精神上”永恒，身份迷茫者就会自发寻求建立更广泛的联系。 一旦迷失者意识到这种广泛的联系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交往，而是在深层次上与某种代表“无限”和“永恒”的符号进行连接，他们对于体制外“身份”的灭亡就不再恐惧，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已超越了物质世界的局限。一旦与这种永恒的符号建立了联系，他们会像宗教体制内的个体一样——把肉体的死亡视为在永恒生命中的另一个阶段或转换。

这种思维方式与人类在认知发展的某个阶段对超验实体，如神祇或高级守护者，产生的宗教信仰有相似之处。例如，在古代文明中，人们信仰各种神祇，并认为与这些神建立联系能够带来生活中的好运和保护。同样地，当身份迷茫者感知到更多的、类似无限的外界联系时，他们也可能会体验到一种更为宏大、超乎寻常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与世界深度的连接，从而使他们对身份的迷茫有所减轻。这种永恒般的价值体验，应该可以得到其他类似体验者的证实。它可以理解为是由各种联系而堆积出来的一种无法评估的、庞大的实现价值的感觉，用佛洛依德的话来说，“是海洋般的感觉。“

当个体在共同体中有了这种神秘或灵性的体验，他们可能会与其他成员分享这些体验。这种分享可以强化体验的真实性和深度，同时也加深了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涉及“永恒”和“无限”的体验也暂时抑制了个人的身份，使他们暂时摆脱了由体制造成的过度焦虑。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独特的身份恰恰是在庞大联系中得以形成自我价值的原因。如果这个自我身份是无意义的或渺小的，它就不具备独特的符号价值，从而无法在“更高”的力量中表现出来。为了让自我身份在无限的结构中体现其意义，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模式把个体的意义“镶嵌”入群体意义中。

缠绕式镶嵌结构

超验的价值体验，尽管经常与宗教和习俗中的一神论（monotheism）或整体性（oneness）相提并论，但其实具有独特的哲学内核和社会功能。在宗教和习俗中，一神论或整体性的理念主张了一个统一、超越的力量。这两种思想都是为了表明存在一种更高等级的道德力量。例如，当面临挑战或痛苦时，某些宗教可能会将其视为神赋予的考验，或者认为这是一种幻觉，需要超越的次要现实。这其中有两种核心的道德观念：第一种是，为了达到“绝对的善”，个体应当舍弃自我欲望变得无私（selfless），追求更高的利益；第二种则认为，只有当个体真正变得无私时，他们才能与这种更高的整体性相融合。

两种观念都旨在强调存在一种超越于个体之上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在很多宗教和习俗中都被构建为一套普遍适用的抽象规则，要求信徒放弃自我身份，与更高的力量合一。这里隐含的是一个简单的信仰：那就是一个人若更少地抗拒这种合一，他的无私程度就越高，他的福祉也随之增加。

宗教和习俗通常利用这种理念操纵人们的焦虑和痛苦感，创造一种情境，使信徒觉得自我牺牲是自愿的，从而达到所谓的“无私”。当这种自我牺牲的观念与纯洁和无私的价值观相结合时，便构建了一个强大的、要求舍弃自我利益的道德体系。

然而，这种宗教和习俗中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个体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性。当一个社群或文化过度强调整体性或一神论时，其成员可能会为了追求这种“高级”的合一而放弃他们的个体性。长此以往，这样的社群或文化可能会变得过于同质化，失去了内部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与此不同，我们构建的认知体系强调了事物和关系的多样性。即使我们承认存在“永恒”的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事实上，公理3中叙述”更丰富和更复杂的相互联系“就是在强调不断地体验和挑战新的事物，保持开放和多样，是这个认知体系的核心。这种多样性并不会和公理3中描述的“整体现象或模式”相违悖，因为“整体”并不是一种持续的现象或状态。换句话说，承认整体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需要时时刻刻都在体验它 。更多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个体的丰富和多样性。

这种不同之处恰恰能弥合身份迷茫者的独特身份需求和体制——特别是宗教体制——所坚持的道德力量之间的分歧。因为，身份迷茫的个体在与某些体制性道德力量发生冲突时，往往因为这些体制性力量所强调的集体主义或者超越的整体性而感到困惑。这些道德体制不仅强烈鼓励个体舍弃自我身份，以实现更高的整体性，而且很多时候忽视了个体所拥有的身份创造力及与之相关的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的积极作用。

个体的“自我中心”可以是一个推动个体进行创造、自我表达和批判性思考的积极动力。当个体对外部的信息和观点持有批判性态度时，自我中心的个体更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判断，而不是盲目地接受传统的观点或体制的命令。遗憾的是，体制性的道德力量在强调超越的整体性，并要求个体舍弃或削弱自我身份时，他们就会忽略了这种独立批判和创造性的价值。同时，在体制内的个体由于过度地舍弃自我，他们也会失去这种批判和创造的能力，从而导致群体的进一步同质化，减少了集体的创新和进步。

在新的集群里，自我中心的普遍表达方式应该是对自我身份信任的提升——可以延伸为自我的实现价值或洞察价值的提升以及为自我价值体验带来更多的福祉；而无私的普遍表达方式可以是更广泛的合作，通过这种合作来体验一种更高层面的福祉。通过将这两者缠绕地（entangling）镶嵌（embedded）在一起来表述事物或关系的发展，新的集群可以摆脱宗教和习俗中的单一强调整体性的缺陷。

缠绕式镶嵌结构具备一种类似于纠缠式恋爱的模式。恋爱双方为了各自目的不会完全遵循正常的对话模式，并且会因为某种特定情境或特定话题，而调整交流模式。比如，当中有敏感的议题被提及，双方可能会选择单边输出而不期待对方的即时回应，或者可能暂时停止反馈，给彼此一些思考和处理的空间。有时候，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或达到共识，双方也可能选择集中精力，非常活跃地参与到对话中。这种纠缠式的结构的特点是在某些局部内容上，信息可能被加密，意味着它们可能不会被外界轻易理解，因为这需要特定的背景知识和经历。但是，从整体上看，这种沟通模式仍然是有逻辑的、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它是基于两种特定目的混合表现。

将整体性和多样性视为缠绕地镶嵌在一起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抽象概念，它既重视个体，也重视他们对整体的参与。自我中心所带来的身份焦虑和痛苦，通过努力提升对自我的身份信任和感受更广泛的身份认同，从而得到减轻。个体放弃“无私“和“自我中心”之间的单向性的发展，寻求一种双向的缠绕式发展。这样，个体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一种价值观或认同，而是在不同的情境和背景下，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立场和行为。他或她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身份的本质，以便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利用它，在它具有破坏性的时候调节它。缠绕式地看待个性与融合、边界的关闭与开放、自我中心与无私、多样性与整体性可以给迷茫者带来深刻的启示和转变——因为这种多角度的镶嵌式叙事更适合描述多样性事物和关系的运作和发展方式。